但是，从审理程序类型的构成来看，《修订草案》仍以一般程序为主、简易程序为补充，简易程序原则上适用于特定类型的四类案件，为一般程序的特别程序。

另一方面，应当综合考量经济社会不同领域不同事项在党和国家事业布局中分量轻重、在治国理政中份额大小以及自身的公共属性强弱、政治要求高低、自我运行机制健全与否等各种因素，并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科学确定党管某项工作、党的绝对领导、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等不同强度的领导体制，同时采用抽象或具体、直接或间接、刚性或柔性等不同强度的领导方式方法，以取得最佳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党内法规的供给与需求两侧皆连着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节奏应当对标对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基调，制定出台党内法规的速度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进度保持同步，根据实践发展确定立规进展，根据现有制度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间的张力大小视情况采用立改废释纂等不同制定方式，以保持党规之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同时，我们党坚持依规治党，注重运用党内法规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在党内法规制度轨道上开展工作活动，依靠党内法规为党组织和党员提供行为遵循。换言之，正是因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才使得其所制定的党内法规在保障政治大局上肩负更重要责任、扮演更重要角色，从而使得政治大局的保障在制度形态选择上对党内法规形成更高依存度。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据统计，现行有效的中央党内法规中近70％是党的十八大后制定修订的。

(32)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7、63页。四是有的制度规定虚头巴脑、空讲大道理。各个部门法在向预防型法治转型的过程中各自为政，缺乏相互协调，这可能出现单个立法符合法治稳预期的要求，但整体来看却与社会预期相悖的情形。

国家不应当对公民正面的福利进行任何关怀，除了对他们对付自己和对付外敌所必需的安全保障外，不需要再向前迈出一步。因此，危害国家与社会安全的因素可能存在于遥远而又复杂的因果关系之中。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应当在规范、结构、价值三个层面为预防型法治提供稳定的预期。（一）通过宪法的规范稳预期宪法规范具有至上性。

参见陈兴良：《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4期，第31页。科学对未来的认知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

[22]参见张明楷：《宪法与刑法的插环解释》，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面对现代社会风险的复杂性，我国宪法层面应当确立预防主义原则，明确宪法上的预防领域，从而更有效地为预防型法治建设提供保障。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3]社会生活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是未来与预期的不一致，稳定社会预期需要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干预，避免风险现实化从而造成社会预期的落空。

第89条第7项明确了由国务院承担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领导和管理职责。如2015年、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规定通过了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犯的决定。利长远强调法治的长期主义追求，形成创造性地确保社会行动行稳致远的根本力量。人民是由诸多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组成的整体人格，诸个体的自由之间必然会出现冲突，因此人民意志是多元中的相对统一。

宪法直接实施机制的另一途径是宪法主动塑造社会生活。[20]风险预防应当全局把握，统筹促进安全与发展。

为应对现代社会不确定的风险，部门法应当根据宪法积极地形成预防型规范，落实国家任务条款的要求，构建基本权利的保障体系。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稳定社会预期需要国家从源头管控，对可能存在风险的各个环节进行干预。[34]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宪法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根本目的，对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有全面的规定。其次，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预防型法治的安定性程度有所降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继续完善宪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宪法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国务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为执行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需要快速响应，及时作出处理。

预防型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以侵犯基本权利为代价去盲目地消除风险。[22]部门宪法研究则从社会现实切入，依照宪法原则提炼社会秩序中的相关规范，从而建立宪法规范和各个社会功能领域之间的实质性连接，来完成宪法原则和精神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引导和渗透。

风险社会一、问题的提出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功能，并在2020年《民法典》通过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民法典的重要讲话中重申了这一法治观念。在自由法治国家，个体享有充分的自由意志，国家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这种自由。

但是宪法也要及时吸收部门法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和宪法价值的内容。宪法也应当在自身的框架内积极探索，合理分配国家、社会与个体的风险责任，充分发挥三者在风险治理中的能力，为预防型法治的良好运作提供结构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宪法的规范稳预期是指，宪法统摄预防型法律体系，可实现法律规范体系的稳定可预期。强化宪法的稳预期功能，以宪法统筹预防型法治，可为不可避免的法律变动提供稳定的内容和方向，稳定社会公众的预期。防范社会风险、稳定社会预期是国家必须要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责，如何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同时又限制国家权力滥用是宪法需要回应的问题。

我国《宪法》第28条规定了国家的安全保障义务，在现代社会国家承担的义务内容应当有所扩大。在预防刑法中，刑法越来越成为社会防卫机制的一部分，预防危险、追求安全和助力社会控制成为优先的价值选择，刑法与警察法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风险预防还要处理好风险规制与人权保障的关系。[37]前引[34]，第137—138页。

李忠夏：《风险社会治理中的宪法功能转型》，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保障是指国家的积极义务，即国家应当主动采取措施保障人权。

并且，由于宪法没有直接回应社会生活，没有主动塑造社会生活，只是为立法提供效力基础，这就导致宪法的稳预期功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格尊严条款要求国家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保持自我反思，防范国家与社会内部产生的风险对基本权利造成损害。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87、131、353、389，457页。第21条课以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医药的义务，还要求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公共卫生事业中。

（三）预防型法治的价值决断风险预防中充满了价值的权衡与决断，涉及到的价值决断往往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只能回到宪法层面作出决定。《国家安全法》第8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该条款就是《宪法》第28条国家安全动态保障的体现。

人权条款从正反两面标示了国家的实现人权的目的。因此，稳预期功能可视为是法治功能的重中之重。

在新生的人民政权立而未稳之时，国家安全保障义务的主要内容是政权与主权的稳定。（3）经过内容上的互动和效力的推动，最终形成以宪法为基点的统一法秩序。